三、小结

女性和劳工不仅受制于工作，还受制于教育，这正是伊莱札和马丁·伊甸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好的工作才能有好的工资，好的教育才能有好的工作，可好的教育需要一笔可观的，对于穷人来说是巨额的金钱。由于工作和教育两方面被剥夺，女性和劳工被迫成为西方主流社会中的他者。正如《文学理论》中勒内·韦勒克和奥斯丁·沃伦谈及文学史上占据支配地位的阶层时曾说：“我们可以以此说明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比如说，在美国文坛上，各种专业人员和商业阶层的子女就居于支配地位。根据统计数字还可以证实在现代的欧洲社会里，从事文学的人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因为贵族都醉心于追求虚荣和安逸，而下层阶级则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8]由此可见，有知识的专业人员或者有财产的商业阶层占据着主流社会，而在没有知识与财产的情况下，女性势必依附于男性，劳工也势必听从于有产者。

《卖花女》和《马丁·伊甸》这两部作品，通过其相似之处的遥相辉映，揭示了两位主人公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方式，以及他们最终的奋斗目的背后所潜藏的两大共性问题——知识上的受限是使得女性和劳动者处于弱势的内在根源，工作上的限制是使得这两个类别始终低人一等的重要原因。

[1]杰克·伦敦.马丁·伊甸[M].孙法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11.

[2]SHAW G B.“Pygmalion.”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Drama：Plays and Criticisms[M].Ed.Liu Haiping and Zhao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1991：99.

[3]BARRY Theory[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9：12.

[4]WOOLF V.A Room of One’s Own and Three Guineas[M].New York：Penguin Books，2000：7.

[5]TAKAKI from a Different Shore：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M].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8：172.

[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Ⅰ[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4.

[7]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癔症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95.

[8]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85.

性别上的不平等是为时久远的命题，阶级不平等也不例外，在西方二十世纪初的劳资关系中，劳动者是卑劣的和兽性的，而资本家却是文雅的和有人性的。当下，世界主义已成为主流趋势，当务之急是要破除不平等意识，推动人类和平共处。在二元对立的世界中，是什么使得一方成为他者，值得一探究竟。只有找到了成为他者的原因所在，才能进一步解决性别与阶级不平等的难题。《卖花女》讲述了卖花女伊莱札在机缘巧合下来到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家中，学习其梦寐以求的标准英语发音以便摆脱她街头卖花女身份的故事。《马丁·伊甸》则讲述了主人公马丁·伊甸被上层社会的文明、礼貌与高雅深深吸引，并为亚瑟的姐姐露丝所倾倒，从此拼命学习并成功跻身上流社会的故事。两部作品，前者是戏剧，后者是小说；前者以女主人公为焦点，而后者聚焦于男性主角；前者是喜剧，后者是悲剧；前者充满了浪漫气息，类似灰姑娘的故事，而后者却是痛定思痛的现实主义作品。除了形式与内容上有所不同，这两个文本还隶属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卖花女》是爱尔兰剧作家、文学评论家萧伯纳的力作，而《马丁·伊甸》则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带有自传体性质的作品。可正是这样两个看似天差地别的作品，却在揭示造成性别和阶级不平等的原因方面有着引人深思的共鸣之处。主人公伊莱札和马丁·伊甸都对接受教育和找到一份理想工作怀着强烈向往，两人一致地把获取知识作为翻身的途径，希望凭借自身努力学习而拥有一份较好的工作，过上体面地生活。本文拟从性别和阶级不平等入手，从两个文本的相似之处，检视《卖花女》和《马丁·伊甸》中主人公改变自身地位的方式——获取知识，以及他们奋斗的最终目的——寻找一份更为理想的工作。从而探讨教育与知识的剥夺、工作与财富的受限对女性和工人阶级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下被迫成为他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教育与知识主人公伊莱札和马丁·伊甸虽都出生贫寒，但却怀着强烈的改变自身地位的愿望。伊莱札在得到希金斯捐的一大把钱后，便毫不犹豫地跳上了一辆出租车，体验了一把被车子送回家的美妙感觉。相比之下，马丁·伊甸的愿望不仅丝毫不逊色于伊莱札，甚至更为强烈。他去露丝家做客之前就已经对上层阶级有了强烈向往，认为那是文明与知识的天堂，而露丝不仅成了马丁所向往的上流社会的美好化身，更成了他向上攀爬的强烈动力。马丁对露丝不仅是一见钟情，更是爱得刻骨铭心，因为“他感到欲望催逼他前进，要他跻身于她的生活圈子”[1]。然而，要想实现愿望，必定要借助合适的方式，无论是伊莱札还是马丁，都把获取知识作为实现这一愿望的重要方式。首先，伊莱札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并且愿意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伊莱札在告诉希金斯教授和皮克林教授她想成为花店店员后，紧接着说：“但除非我能讲话文雅一点，不然他们不要我。他说他可以教我。好吧，我人在这儿了，是打算付他钱的——可不是求他行好事——但他弄得好像我还不配似的”[2]。伊莱札因为清楚地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所以表示愿意提供给希金斯教授一先令每小时。希金斯根据伊莱札收入的百分比换算了一下，发现一先令对于伊莱札而言，相当于一个百万富翁每小时愿意提供给他六十英镑：“她一节课给我她一天五分之二的收入。要是是一个百万富翁一天中五分之二的收入，那大概会有六十英镑的样子。太可观了。天呐。实在是太可观了！这是开给我最大的一笔价”[2]100。除了视金钱如粪土，愿掷千金换功名之外，伊莱札还作出了意识形态上的、亦即观念上的“牺牲”。伊莱札深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女性贞操万分看重。她过的日子独立自主，十分自尊自爱。在第二幕中，当她来到希金斯家中时，希金斯因厌恶她穿得邋遢，叫珀斯太太“把她所有的衣服都脱了烧光。叫怀特利或其他什么人送几套新的过来。先用牛皮纸把她包着直到东西送到了”[2]101。伊莱札对此惊恐万分，抗议道：“你真不是个绅士，真不是，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我可是个好姑娘，我是的。我也知道你们这群人是怎么样的，我知道”[2]101。伊莱札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她还是选择半推半就留了下来。她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已经超越了一切。其次，马丁·伊甸也是一个为获取知识而疯狂到不顾一切的人。他本是个水手，从海上回来，在见着露丝之后，就把露丝当做是他所梦寐以求的东西的化身，他以她为借口，激励自己每日刻苦读书。他一天睡觉五个小时，学习十九个小时。他梦想着成为一名知名作家，不仅学识广博，万众瞩目，还腰缠万贯，然后就可以和露丝平起平坐，最后娶她为妻。但他口口声声说他爱着露丝，却为了读书和写作，发展到了不肯去工作的地步，最后债台高筑，把自己最好的见客礼服都当掉了，由此连露丝的面也不能见了：“他回信时坦率地告诉露丝他之所以无法去看她是因为他最好的衣服已送进了当铺”[1]162。有时候，马丁甚至会为了读书，忘掉要去见露丝：“第二天早上尽管恢复了写作，那书却仍在引诱着他，他受不了引诱又整整读了一下午。他忘掉了一切，连那天下午是露丝安排给他的时间都忘掉了”[1]78。马丁·伊甸以为自己当作家的最终目的是娶露丝。但事实上，他却为了读书放弃工作，甚至为了给自己的思想辩护，顶撞了露丝的父亲莫尔斯先生。后来又痛骂了莫尔斯先生的客人布朗特法官一顿，并且还向露丝断言：“我不会再到你们家饭桌上来惹麻烦了，亲爱的。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该去惹他们厌恶。而且他们也同样叫我生厌。呸！这些人真恶心！”[1]238由此种种，怎能不叫人怀疑马丁心中所爱，到底是露丝还是知识。伊莱札和马丁虽然渴望知识，可他们在接受教育上却受到了重重限制。长久以来，妇女一直被高等学府拒之门外，直到1826年，她们才获得了上大学的权利：“只有两所大学，牛津和剑桥……只有男性可以上……直到1826年伦敦成立了一所大学获准授予无论有无宗教信仰、何种宗教的男女两性以文凭，情况才有了突破”[3]。1913年《卖花女》一剧发表的时候，歧视情况已然改善了不少，但是男女之间受教育权的差距依然很大。伍尔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声音清脆带着拒绝的慈祥绅士挥着手招呼我回去，低声遗憾地告诉我说女士不得进入图书馆，除非有大学成员的陪伴或能提供一封引荐信”[4]。工人阶级的情况也相差不多，“种植园主不希望他们种植园劳工的儿女接受超过六到八年级的教育”[5]。这样一来，便可以让劳工世世代代都停留在劳工，永远不会威胁到资本家自身的地位。无疑，知识与权力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连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更受人尊重，而获取知识则是翻身的一条捷径。显然，确保女性和劳工顺从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让她们停留在无知之中。无论是伊莱札还是马丁·伊甸，在一开始就显得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沦为主流社会中被观看的他者。希金斯一开始之所以对她感兴趣不过是因为她的发音让他觉得有研究的价值。马丁·伊甸的遭遇也极其相似。他被露丝的哥哥亚瑟邀请回家做客也不过是因为亚瑟想让家人开开眼界，看看一个他者的本来面目：“他马丁心中这熠熠闪耀的幻影却被亚瑟撕破了，驱散了。亚瑟整个晚上都在诱导这个野蛮人露出本相。”[1]14伊莱札和马丁都如同台上的演员，是供人戏弄的对象，而希金斯和露丝等人则是看客和企图操纵者。可叹的是，他们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甚至仍旧对上层阶级有着盲目的追求。然而，知识的增长却让伊莱札和马丁·伊甸产生了反抗的意识，亦即某种程度上的觉醒。父权制和私有制的结合使女性在某种意义上被物化、成为财物：“她本人属于男人的财产，首先是她父亲的财产，然后是她丈夫的财产”[6]。在《卖花女》故事的结尾，伊莱札并没有嫁给希金斯。而这一对婚姻和爱情拒绝的始作俑者正是由于伊莱札意识到了她从前没有深入思考过的问题——人格完整。伊莱札对婚姻的拒绝可谓是为保存人格完整的一战。人格的英文单词是personality。person的意思就是人，而后缀-ality则意味着“性质”。personality亦即作为人所具有的性质，显然是和物相对的一个概念。拒绝婚姻，是保持人格完整的最好方式。然而希金斯不是寻常男子，他说起话来看似粗鲁，其实却是一个追求平等的人，所以当伊莱札把拖鞋朝他脸上砸去的时候，他反而更加高兴，“你真是个蠢蛋。我觉得女人给男人拿拖鞋真恶心。我给你拿过拖鞋吗？你把它们丢我脸上的时候我更加看重你。别一边给我当奴隶一边抱怨我不关心你，你见过谁关心一个奴隶？”[2]145伊莱札和希金斯之间的感情，或许正如波伏娃和萨特一般，终生相爱，却终生不婚，而她选择不婚，也是为了对物化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增长，马丁的觉醒为他带来了一场悲剧。他意识到了上层阶级的保守和愚昧，露丝唯马首是瞻，谁有名就把谁的话当成绝世真理。如同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文集：癔症研究》中对癔症所提出的例子那样：“我们病人中出现的一个手臂麻痹是因为看到像蛇一样的东西引起的”[7]。正是因为早先被蛇惊吓到过，于是恐惧性的情感转化成了功能性障碍，所以每次看到“像蛇一样的东西”，病人所感受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手臂麻痹。如果把病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之情消除了，手臂麻痹自然也会消失。马丁·伊甸起先正是把对上层社会的向往转化成了对露丝的爱情。他每次看到他所向往的东西，就会加深对露丝的爱。而当他对上层阶级的憧憬幻灭了的时候，他对露丝的感情也随之消逝了。同时，马丁也意识到了上层阶级人们的表里不一，他没有出名前对他不屑一顾的人在他出名后争先请他吃起饭来了。甚至连被他骂过的布朗特法官和对他十分生气的莫尔斯先生也请他吃饭。马丁·伊甸想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还是他，他的作品早就写成了，可是出名前没人看重，出名后却都成了好作品。他融合不进上层阶级的行事作风之中，想回头却又发现自己已经回不到当初。经历了这许多之后，马丁·伊甸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喝酒、打架、抽烟的马丁·伊甸了，他也没办法再回去过从前的日子。知识的增长让他从原本对上层阶级的迷恋中觉醒了过来，可同时也使他痛苦不堪，最终选择结束生命。二、工作与财富无论是伊莱札还是马丁·伊甸，他们都企图通过学习知识改变自身地位，而他们在获取知识的最终目的上也不无凑巧地一致——两人都想有一份更为理想的工作。伊莱札改善自身生活条件，摆脱街头卖花女的身份而成为花店店员的愿望在剧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她去求助于希金斯教授伊始就清楚且肯定地表示自己要学会标准发音，最终成为一名花店店员：“我不想再在托特纳姆法院路上卖花了，我想要变成花店里卖花的女士”[2]99。马丁·伊甸也是如此，他想要的不仅仅是花店店员的身份，他想要的是真正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他还未进入以露丝家庭为代表的上流社会时便已经感受到了自己所属阶级的粗鲁，且已经读过了一些书，开始对上层社会产生强烈的向往，认为那里是文明与知识的天堂。而作家这个职业则是他认定为可以让他得偿所愿的职业：“他要写——什么都写——写诗、写散文、写小说、要描述；要写戏，写像莎士比亚一样的戏。这便是事业，是通向露丝的路。”[1]56然而，事与愿违，伊莱札和马丁能做的工作寥寥无几。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经济独立的可能性，而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西蒙娜·德·波伏娃对此曾做过评议：“男人——君王在物质上保护女人——忠君者，前者负责保证后者的生存，所以女人在回避经济上的危险的同时，也回避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这种自由要孤立无援地创造目的。”[6]14《卖花女》一剧发表于1913年。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其《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记载下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妇女能做的一些主要职业：“在获得遗产之前，我靠着从报纸上找些临时工，在这儿报道一场愚蠢的演出，在那儿报道一场婚礼来过日子。靠着写写信，读给老太太们听，做做手工花，给幼儿园的小孩子教教字母表挣了几个英镑。这些就是1918年前妇女所能做的主要职业”[4]33-34。伊莱札非常清楚妇女找工作的困难，所以她所求不多，无非是一个花店店员的职位。另一方面，由于马丁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他能做的工作也不多，而且多是体力劳动型的，譬如他原来的职业——水手，以及他后来立志于学习，却迫于生计去找的那份一个月四十块钱的洗衣房工作，“马丁想了一会儿。前景诱人。干几个月又会有时间学习了。他还可以一边努力干活，一边努力学习”[1]103。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受限、工资低下的情况下，伊莱札和马丁势必成为社会中的他者。经济独立是使得女性独立的重要一步，正如《简·爱》所探讨的，经济独立对女性人格独立起重要作用。伊莱札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住在希金斯家中接受教育，那段暂住的日子对她而言是毫无人格可言的。她身上穿的是他们让她穿的，她的言行举止也是他们一手教育的。她对于希金斯和皮克林来说只是他们戏弄的对象。如同希金斯与其母亲交谈时所透露的，“但你完全想不到通过为一个人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从而把她从一个人转变成另一个彻底不同的人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2]123。对此，伊莱札也曾大声质问过她的一无所有：“我不想再听任何这些东西了。我想知道的只是是否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我自己的衣服已经被烧了。”[2]132打赌结束后，伊莱札觉醒了，她不断寻问“我该何去何从？我该何去何从？”[2]131当希金斯建议她嫁个有钱的年轻人时，伊莱札冷冷地拒绝：“我卖花，但不卖自己”[2]132。出走的那晚，伊莱札扯下了身上的所有钻石珠宝。在波伏娃看来，所有这些装饰品，是对女性物化的一种方式：“裹脚的中国女人几乎不能走路，好莱坞的女明星精心护理的指甲使她失去她的手，高跟鞋、女用紧身褡、裙环、裙撑、有衬架支撑的女裙，与其说是用来强调女性身体的曲线，不如说是用来增加肢体的不灵便。因肥胖而变得笨重，或者相反，瘦得面色苍白，寸步难行，因不合适的衣服和礼仪而难以行动，正是这时，在男人看来，这身体就像属于他的东西。”[6]223-224在没有工作，或是工资低下的情况下，女性易被物化为男性财产的一部分。与此类似，财富上的缺乏也使得劳工处于屈从的地位。知识作为改变命运的一条捷径对于无产者而言是很难行得通的。露丝等人有时间学习，有时间游乐，衣食无忧。而马丁出卖着劳动力，拼命干活，却只能挣到一点养活自己的钱。马丁曾表示他虽然离小学毕业还差两年，可他上学时的成绩一直很优秀。其原因不难猜测是家道衰落，为了补贴家用，才不得不辍学。虽然正如奥尔尼对露丝所说：“若是我们的爸爸今天出了问题，我们明天就得落难，就得去参加教师考试。你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露丝，就是在乡下的学校或是女子寄宿学校当个音乐教师。”[1]82而对于马丁之类的劳工来说，即使参加了教师考试，也未必考得出，因为财富的缺乏使得他们没有闲暇的时间进行学习。如同马丁在洗衣房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发现在洗衣店里干活根本没有学习的机会。一天的活干下来早已经精疲力竭了，完全没有精力再去学习。而且按这样过了几周，苦活已消磨了马丁的学习兴致和对未来的志向。除此之外，体力劳动还常常被视为是低劣的与粗俗的。马丁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一想到有人竟可以不劳动而生活，露丝跟他的鸿沟便加宽了，他突然明白了不劳动者的高贵身份”[1]26。可见，工作与财产上的限制，以及体力劳动中剩余价值的剥夺，是劳工被迫成为他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三、小结女性和劳工不仅受制于工作，还受制于教育，这正是伊莱札和马丁·伊甸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好的工作才能有好的工资，好的教育才能有好的工作，可好的教育需要一笔可观的，对于穷人来说是巨额的金钱。由于工作和教育两方面被剥夺，女性和劳工被迫成为西方主流社会中的他者。正如《文学理论》中勒内·韦勒克和奥斯丁·沃伦谈及文学史上占据支配地位的阶层时曾说：“我们可以以此说明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文学史上的实际作用；比如说，在美国文坛上，各种专业人员和商业阶层的子女就居于支配地位。根据统计数字还可以证实在现代的欧洲社会里，从事文学的人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因为贵族都醉心于追求虚荣和安逸，而下层阶级则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8]由此可见，有知识的专业人员或者有财产的商业阶层占据着主流社会，而在没有知识与财产的情况下，女性势必依附于男性，劳工也势必听从于有产者。《卖花女》和《马丁·伊甸》这两部作品，通过其相似之处的遥相辉映，揭示了两位主人公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方式，以及他们最终的奋斗目的背后所潜藏的两大共性问题——知识上的受限是使得女性和劳动者处于弱势的内在根源，工作上的限制是使得这两个类别始终低人一等的重要原因。参考文献：[1]杰克·伦敦.马丁·伊甸[M].孙法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11.[2]SHAW G B.“Pygmalion.”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Drama：Plays and Criticisms[M].Ed.Liu Haiping and Zhao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1991：99.[3]BARRY Theory[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9：12.[4]WOOLF V.A Room of One’s Own and Three Guineas[M].New York：Penguin Books，2000：7.[5]TAKAKI from a Different Shore：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M].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8：172.[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Ⅰ[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4.[7]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癔症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95.[8]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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