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为什么人此时显得如此重要呢？福柯认为，当劳动、生命成为人们认识的尺度。这意味着，人的认识是从人的有限性出发得到的。这一点可以说让人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人们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便会不自觉地返回去要知道认识何以可能。也就是说，何以人是认识的起点。而当人们找到了认识的起点，也就是说人们发现了认识的历史之后，种种认识之间便会出现矛盾。其一，一种自称“全新”的认识总是在批判之前认识中发展出来的。其二，种种号称自己是真理的认识之间便会互掐：哪种才是真正的真理呢？而人作为这其中的悖论之地让我们忍不住要问：到底是经验规定了我们的话语，还是话语在言说我们的经验呢？人作为悖论的主题，是人的“经验——先验”性导致了以上的矛盾，而这个所谓的矛盾却又是彼此需要的。因而当人认识到所有的“真理”都来自于“人”之后，这一阵里边是具有主体性的——“我们相信我们自身收到了一种只属于我们并通过认识而有我们敞开世界真理的有限性的束缚，难道我们不应该想起我们是附在一只老虎的背上吗？”因此，有一个在福柯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人作为“真理”的场所，既是认识的条件，但又恰恰是人想探求人何以获得认识。在接下来对“我思与非思”、“起源”问题的分析也不过是一个问题的另外两个维度。在这里，我们极易联想到胡塞尔的现象学。事实上，福柯也在书中多次谈到了现象学。暂且不谈之后福柯的结论，仅就目前这一部分的推论而言，福柯和胡塞尔似乎是相遇了，他们一个从知识的内部探讨知识的起源（胡塞尔），另一个从知识的外部追溯知识的起源。然而哲人就是只思考自己思考的东西，紧接着两人就分道扬镳。在福柯看来，在现代思想中，起源问题不再是可以设想的了：我们看到劳动、生命和语言是如何已经获得了他们所深埋于其中自己特有的历史性。对福柯而言，探求知识的起源与可能并不是他所关注的。对于这样一个无解的问题，福柯将其悬置起来，在福柯看来，意义——体系这个对子，就是既能确保语言的可表象性，又能确保起源之虽逼近但又遥远的在场。因此，福柯所认定的便是只要承认了人同知识之间相互限制相互型构的关系就足够了。可以说福柯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在审视知识的问题。所有的知识就仅仅只是一种“话语”而已，而福柯在《词与物》中就是通过早期与现代知识（生物学、语言学、经济学）型构为我们勾勒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在两次断裂中，人文科学是根据什么样的话语存在的条件而成就了自身。

《词与物》是对话语的分析，福柯其话语分析的实质是话语先验的历史分析（实证分析），也可以说是话语的实践分析。话语分析主要旨在说明话语的主体与客体的限定性，也就是说特定话语如何成为特定主体的工具，特定话语又是如何区分事物成为自己的对象。总之，福柯告之我们话语有能说和不能说的分野，话语的对象有说出和未说出的分野，换句话说，话语是有条件性的，话语只是一组有顺序的符号，它并没有普世的功能。福柯话语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出真理体制的社会条件，也可以说是对真理和知识的批判。当然，福柯并不是在批判真理的正误，也不是证明真理是否具有合法性，他只是揭示了真理存在的条件，从而破除真理的神圣感，破除人们对真理想当然的态度。福柯将这一项工作称之为“知识考古学”，而这一点，反映最明显的是他的《癫狂与文明》，书中证明了癫狂是如何从虚无到知识的发展历程，揭示了理性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而用知识来划分了“常人”与“疯人”的霸权思想。总之，福柯的话语分析与知识考古学都旨在说明它们的条件性，以及如何被接受的历史，都是为了证明我们早已成为了知识的奴隶这一悲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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